中国还不具备大规模涉入全球金融事务的能力。

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润分享制，就会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资金积累，技术创新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企业的内部管理随生产的运行而不断提升。因此，后危机时期，为应对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中国政府应转变政策思路。

二是效率和公平兼顾机制。[3]同时，国际清算银行（BIS）最近也对新兴经济体日益显现的通胀压力提出警示，并指出通胀威胁在新兴经济体呈现某种普遍性、食品价格上涨是一大推手，…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新兴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也持续创出高点，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可以彻底摆脱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自利行为（如收入向政府倾斜、资本剥削劳动等），从而改变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偏低现象，实现发展成果分享。通俗地讲，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失业大量增加。二、从转变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一）后危机时期，被长期使用的凯恩斯政策组合应该淡出毋庸置疑，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审时度势，逆经济风向而行事，对抑制经济衰退，促使经济早日复苏，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大多数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加之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拿到信贷资金的企业不愿投资于实体经济，反而停留在虚拟经济进行投机。此外，近期美联储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势必给中国带来外部通胀压力。可幸运的是，我的同事曼昆现在依然是哈佛最受欢迎的教授，而学生也依然踊跃地去选他的课。

从政治上这种比较极端的做法是不太可能被接受的（不过我个人倒是对此表示欢迎），所以我们因此可能会看到欧元区的最终崩溃，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中国的例子引发了关于这个理论的严肃反思。过去学者们相信，长期的经济繁荣伴随着社会转型。于是，所谓改变，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就变成一件虚无缥缈的事了。

在1979年和越南发生一场战争以后，中国不再寻求和任何国家发生武装冲突。而在那些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的前华约国家中，冷战的结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而确实的好处。

在过去，许多学者认为中东特有的独裁或者威权传统是对福山理论的一种反动，但是现在出现在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则又是对福山理论的一次新印证。过去20年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不能让我认可世界可以通过全球化形成一个人类共同体。而台湾也可以保持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的另一种模式。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福山其实没有说所有政府都会变成民主的，或者世界将不再有什么问题。

那么，面对危机，我们对未来还能保持乐观态度吗？不妨从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谈起。尽管美国的年轻人实际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优越的一群人，他们依然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对待。比如重要的国营天然气垄断集团Gazprom主要生产的是非液化天然气，由此严重依赖造价高昂的输气管道。希腊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违约（因为投资者被迫承担50%的损失），这也加剧了对其他欧元区政府债券稳定性的担忧。

我感觉欧债危机可能会导致欧元区实质性的分裂和削弱，并从而引发全球经济的长远性衰退。韩国、智利、台湾地区的最终民主转型都证明了这点。

当然了，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俄罗斯依然会因为它的能源储量而保持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经济高速运行了22年并没有降温的迹象。

示威者们实在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只纯粹停留在批判阶段。我很确定这种循环会很快偃旗息鼓。之后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有所好转，但对大部分美国公民来说远远不够。没有其他国家的主流会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希望中国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这种建设性。而油页岩（shaleoil）的出现也会构成对俄罗斯石油的残酷竞争。

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所以那里发生的经济繁荣与威权共存的事实形成了对福山理论的一个明确挑战。实际上，萨缪尔•亨廷顿（如福山一般）的理论经常被误解。

总的来说，和苏联相比，俄罗斯显得没那么重要，但因为世界第一的广袤国土、庞大的核武器库和丰富的能源资源，其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我所说，直到最近学者们还是认为经济繁荣和某些政治制度在长期是有矛盾的。

即使如我预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动荡后不能真正实现民主而依然遭遇相对威权的统治，这种印证依然是明确和有力的各政党为讨好选民不断提高福利水平，加剧了福利刚性，不仅体现在福利支出日益上升，而且体现在涉及更广的范围和更强的力度。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通过金融和货币等手段达成的表面经济繁荣可能掩盖债务问题的负面影响。进入专题： 欧洲债务危机 。在瑞典，社民党为应对危机，试图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导致大选失利，于1976年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上台的以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于1980年冬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受到民众强烈抗议也仓促下台。结构性失业也是一些国家因几十年来高福利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健康的福利制度不仅能够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渡过生活、就业等难关，促进收入再次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能够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鼓励积极工作与自由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总支出推高至GDP的46%。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一方面生产性人口比重下降，降低了社会总产出，不利于储蓄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产业空心化与老龄化随着东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呈现产业空心化、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失业率升高、国家竞争力减弱的势态，与其社会工资、消费和福利水平的增长趋势背道而驰。

目前许多国家采取的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和国际社会的大规模救援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策略。本次欧债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打破了国际社会对欧洲福利社会的盲目崇拜，也标志着福利国家理念再次面临挑战。

福利待遇的水涨船高，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国家只能靠借钱维持财政。最近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动荡充分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然而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从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或福利制度不可持续等结构性难题出发，尤其要针对福利国家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根本性的变革。反过来，体系庞大、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补助也给福利国家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欧洲福利社会历史上曾几度面临挑战。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出现石油危机引发的福利国家危机，就威胁到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可持续发展的福利制度应该建立在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考虑经济实力和人口结构等社会特征，并且支持多元化的体系,即由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多方参与并各自发挥贡献的体系。

例如，欧元区的一体化使得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向高标准国家靠齐，然而经济增长水平却没有迎头赶上。由于各种福利开支节节攀升，这些国家的政府财政负担过重，长期寅吃卯粮，借债度日。

在欧元区，2010年西班牙的失业率已超过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的失业率分别高达12.0%，12.4%和13.6%，法国的失业率也长期位于近10%的水平。从人口抚养比数据看，欧洲已由1950年平均8个人抚养1个老人，变成2010年平均4个人抚养1个老人，未来的2050年将面临每2个人抚养1个老人的局面。